2022年5月，美国知名社交软件IRL（IN REAL LIFE）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公关危机：一个名叫Nicholas Grant的前员工在英国发起诉讼，声称自己和部分同事因为发现了公司涉嫌“商业数据造假”“严重夸大用户规模”，在向管理层提出质疑后，遭遇了“报复式的解雇”。

紧接着几天之后就有报道称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SEC）注意到了Nicholas Grant的诉讼，并决定因涉嫌夸大活跃用户数量而误导投资者向IRL发起调查。因为在诉状里，Nicholas Grant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同事们一起发现造假的过程——当时作为软件工程师的他们，在日常检视后台数据的时候，发现活跃用户这一项指标表现得“十分不稳定”，许多国家和地区经常凭空多出几百万用户，或者忽然减少几百万用户——Nicholas Grant根据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判断，认定这样的表现意味着IRL存在着很多“机器人”“假用户”，将直接导致“用户规模”被严重夸大。

在亟待经济复苏的后疫情时代里，这毫无疑问是非常致命的指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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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在当时，Nicholas Grant并没有得到舆论的完全支持。因为没过多久，IRL就非常“坦诚”地公开了自己的裁员计划，CEO兼创始人Abraham Shafi在一份全公司可见的备忘录中宣布全公司将裁员25%，并且给出了一段非常合理的解释：“成为标志性的、有影响力的公司就像在奥运会上赢得金牌一样，是很有挑战性的事……但大多数人并不想成为奥运会选手，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我们正在走的路……我们的文化，适合那些想要突破自己极限并发现自己能力的人。”

更重要的是，IRL可是巨头认证过的“独角兽”。就在Nicholas Grant提起诉讼的11个月前，也就是2021年6月15日，IRL官宣了软银愿景二期基金领投1.7亿美元C轮融资的消息，整体估值规模达到了11.7亿美元（约合85亿元人民币）。融资的通稿里软银投顾董事Serena Dayal还亲自下场拔高了IRL潜在的划时代意义：“（后疫情时代）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更多面对面的社交联系，希望一起分享有意义的经历……作为一个创新型社交产品，IRL正好处于社群交流、发起活动、活动推荐、内容分享的交叉点。”

以至于Nicholas Grant引爆的这场公关危机逐渐进入了一种“不了了之”的状态，IRL及其高管团队仍然更多地以“正面”地姿态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里。比如今年年初，GQ通过《中东第一位“价值10亿美元”的社交产品创始人》这篇专题报道，盛赞Abraham Shafi是“中东地区近年来涌现的最令人兴奋的人才之一”。

而这才有了最近吃瓜群众对于IRL“造假丑闻”的瞠目结舌——原来当初看起来那么激进的Nicholas Grant反而还有些“保守”了，原来软银的1.7亿美元真的投给了一个“假独角兽”——IRL董事会在6月底的官方承认，其此前声称的2000万活跃用户里，有95%都是“机器人”冒充的“假用户”，董事会也由此相信团队无法再履行此前的所有规划，最好的选择就是“解散IRL并清算其资产，将剩余资本返还给股东。”

如今我们再登陆IRL的官网，只能看到一个哭泣的章鱼哥和一段简短的声明：“IRL即将关闭，应用程序将于太平洋夏令时间6月27日中午12点正式关闭……我们感谢您与我们分享过您的社交体验，我们祝愿您在其他平台上能够延续这样的精彩社交。”

凑合出来的西方微信

虽然现在人们在谈论起IRL的时候，常常会引用Abraham Shafi的说法，将其称之为“西方的微信”。但2017年IRL刚刚成立的时候，团队想做的其实根本不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，而是一款“兴趣日历”，核心场景是通过推荐算法，为用户们提供每日的活动建议，以更好地发现现实世界里的精彩（也就是“In real life”的真实意涵）。

所以早期关于IRL报道，走的基本上都是“战网瘾”的路子，大量媒体人把IRL形容成一款能够帮助“人们戒掉手机的应用软件”。Abraham Shafi提供的官方说法是“现在的社交媒体简直变成了一项‘观赏性运动’，很少有人能通过它们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”，而IRL的创业初衷就是想办法“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与此同时，IRL团队也“通透”地认定他们的产品只服务于Z世代。

在早期的媒体采访中，他们经常用大量的篇幅论证Z世代正在主动将社交软件区分为两大类——一类是以iMessage、Facebook为代表的“正式社交软件”，用来和“成年人们”保持联系；另一类是以Instagram为代表的“兴趣社交软件”，专门用来分享照片和当下时刻，或者发现艺术或技术方面的新事物——Abraham Shafi经常毫无保留地把Instagram定义为创业标杆：“我们想成为线下聚会场景里的Instagram。要知道，在Instagram 出现之前，人们肯定不会拍那么多照片。”

当然这种“又偏门又笃定”的洞察力，换一个角度来看代表着IRL创始团队的局限性：Abraham Shafi是一个进修过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程序员，通过研发HR SaaS系统GetTalent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；联合创始人Scott Banister是PayPal的第一位董事会成员，也是Facebook的早期投资者；Krutal Desai和Henry Khachatryan曾经共同创办了在线问答社区GetSponge。

但必须要承认的是，在极度饱和的社交赛道里，这确实是为数不多的有效策略之一：2019年IRL手机端应用正式上线之后，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日活用户暴涨到了200万，实现了12倍的增长；而这200万用户里，大多数年龄在15岁至25岁之间。IRL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敲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，于2019年6月完成了8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，投资方为Floodgate、Founders Fund和几位未透露姓名的私人天使投资人。

而软银愿景二期投资的“西方微信”，其实适合定义为IRL迫于疫情压力的“自我否定式”改版：

2020年随着疫情爆发，体育赛事、大型演出等聚集性活动相继停摆，IRL的活跃度出现了断崖式下跌，迫使产品团队不得不增强软件的“即时通信”功能，同时拿掉算法当中“距离多近”“花费多少”“是否在相同城市”这些参数，改为推荐Spotify、Twitch、TikTok、HBO等合作平台举行的线上活动。

Abraham Shafi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，这个触及核心场景的改版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融资策略，因为IRL变得开始需要“大量拓展服务器”、“大量收购数字营养公司AeBeZe Labs等公司来丰富线上场景”，转型产生的海量成本让他不得不考虑作为Tiktok投资方的软银、作为Snapchat投资方的Dragoneer所抛来的橄榄枝：“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大量的TikTok用户，在他们的个人资料页面加入了IRL的活动信息和群聊信息，以此丰富和其他网友之间的互动……仔细想想，我们经常能在Instagram上收到很棒的私信，我想其他产品也可以努力完成这一点。”

换句话说，软银投资的IRL，实际上是一个假装经受过市场检验、商业模型从未真正意义上跑通过的PPT项目——投资方和创业者都琢磨着摸着彼此过河，遭遇“无能狂怒”式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混沌时代的集体悲剧

当然对于软银来说，值得“庆幸”的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“受害者”，甚至在同行衬托下可能都算不上“受害者”。比如今年年初，摩根大通就起诉了一名叫做Charlie Javice的创业者，指控其通过大量编造客户信息、夸大用户规模及营收状况等手段，诱导摩根大通以1.75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其名下的金融科技公司Frank。

Frank与IRL相同，2016年成立之初就有清晰的定位，旨在帮助美国年轻人优化助学贷款申请流程，立志要成为“教育金融界的亚马逊”，并同样带着“又偏门又笃定”的洞察力顺利地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，拿到了Aleph、Chegg、Reach Capital、Gingerbread Capital、SWAT Equity Partners等知名风投机构的投资。等到2021年摩根大通试图收购Frank的时候，Frank更是已经能够提供一份包含426.5万名客户的庞大数据库，Charlie Javice也在收购案结束之后加入了摩根大通，担任董事总经理，负责摩根大通的教育金融产品线。

但在收购完成后的某次电子邮件推销中，摩根大通意外地发现邮件出现了“灾难性”的打开率，“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邮件显示已送达邮箱，只有1%的邮件显示已被阅读”，直接让负责邮件推销的部门炸了锅，强行要求复核Frank客户数据库的真实性。有报道称一通筛选下来，摩根大通最终发现Frank的真实用户可能还不到30万，不到其对外宣传口径的7.5%。

更戏剧性地是，就在摩根大通起诉Charlie Javice的同一周，Charlie Javice选择了反手起诉摩根大通，理由是摩根大通展开的是一次“针对其个人的毫无根据的调查”，以试图规避掉本该支付给Charlie Javice的“裁员赔偿金”。

更值得玩味地是，Charlie Javice几乎重新诠释了来自摩根大通的所有指控。例如“Frank客户数据库的真实性存疑”，Charlie Javice的解释是“基于美国现行的学生隐私保护法规体系”，她本来就没有义务“提供真实的学生客户信息”。对于电子邮件推销的翻车，Charlie Javice的解释是摩根大通“未能很好地利用她的聪明才智来吸引年轻、多样化的新受众使用服务”，而是固执推行“构思不佳的商业计划”。

这话听起来还真不像一味地狡辩，话里还带着刺儿：摩根大通怎么说也是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规则制定者之一，为什么却在最基础的“尽职调查”环节出现这么重大的披露？这个堪称世界上最具典范性的投资体系，为什么能够被Frank的收购案钻了空子？

要知道根据《纽约时报》所统计的数据，2012年至2021年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，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融资总额膨胀了八倍，达到3440 亿美元，其中有超过1200家创业公司被投成了估值10亿美元或以上的“独角兽”企业——谁又能说得清楚其中有多少case经历的“尽职调查”一定比“Frank收购案”更加严格呢？

大概真的到了精英们也需要出清的阶段了。

2021年5月，孙正义在投资者介绍会上曾经感叹：“我们试图邀请了一些合作伙伴（加入软银愿景二期基金），但我们根本不受欢迎”。

2022年11月，Airbnb首席执行官Brian Chesky把当下的投资氛围形容为：“感觉就像我们身处在夜店里，有人忽然打开了灯。”

想想IRL，想想同样被软银强行推上“独角兽”，同样在6月宣布资不抵债后聘请Sherwood Partners清算其资产的机器人披萨外卖初创公司Zume。情形可能一点都没有被夸张。(文/蒲凡 来源/投中网)